中国贵州即将来到最寒冷的季节。这块土地地处青藏高原东南斜坡面，2月初在寒潮侵袭下气温骤降至零摄氏度，小雨让路面结冰，对于多山的贵州而言，一个真正的冬天即将来临。

比寒冷更可怕的是贫穷。贵州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的省份，而丹寨县则是省内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在前往丹寨的路上，司机告诉我们，由于地处大山深处，丹寨很少有适合耕种的土地，平均每人大约1亩左右耕地。“就算全种上水稻，也不够人吃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常常被描述成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数字，而且在节节攀升。很多数据体现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个人财富的增长，但在关注中国急速膨胀的中产阶级群体同时，世界似乎忽略了中国还有庞大的贫困人口。

关于贫穷的标准难以界定。201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曾经提出中国贫困线以2,300元不变价为基准，此基准可能不定期调整。以此计算，2016年贫困标准约为3,000元左右。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达3,046万人，尽管这一数字已经比上年年末减少了1,289万人。

过去五年，中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扶贫浪潮。中共十九大报告对过去五年的扶贫做出的总结是：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同时，这份关键的报告还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一些政府人士的解读是：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时间被规定在2020年之前。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也正在扶贫的道路上跃跃欲试——从客观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企业愿意分享它们在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中获得的财富和先进经验。一批《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不乏其中，比如，阿里巴巴在不久前罕见地聚齐所有合伙人，马云承诺正式启动阿里巴巴脱贫基金，未来五年将投入100亿元到这项业务中。

作为一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当然万达也在扶贫大潮中。2017年万达在《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380位，收入为284.828亿美元，约合1,900亿元。而丹寨县财政收入在2015年仅为1.37亿元。

五年前我曾经来到过丹寨。这个安静的小县城地处贵州黔东南州，距离贵州省会贵阳110公里，北部则距离旅游城市凯里70公里。五年前从贵阳机场出发要经过5个小时的盘山道车程到达丹寨，现在穿过大约20个隧道后，车程被缩短到2小时以内。司机只是抱怨“贵州的高速费比较贵，但确实缩短了时间。”

贫穷是这块土地上的恶魔。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无法想象一个坐落于大山深处的村庄以及这些居民的苦难，他们有更强的生存意志，但现实把他们打的惨败，交通的不便和贫瘠的土地让他们陷入无尽的贫穷中，近乎无力。唯一的可能性是走出大山，到城市打工。但这也成为另一种无奈——他们终将回到大山，或许那时他们依旧一无所有。

万达想要驱赶这些恶魔。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经给过万达一个建议，希望这家公司可以尝试“企业包县、整体脱贫”的模式。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一场世界500强公司和中国最贫困县的合作随即展开。

2014年9月，由万达集团审计中心总经理高茜带队，和国务院扶贫办、贵州省扶贫办相关人员组成考察团，到黔东南八个县进行考察，将扶贫范围圈定在江口、凤冈、丹寨三县。

考察团需要综合各县的地理区位、贫穷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扶贫对象。他们最终一致认为丹寨县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最多，而该县又具备交通相对便利的区位优势，因此确定丹寨县被选为万达集团对口扶贫县。

一个新的模式并非那么容易。首先万达要做的一件事是确定一个产业。按照王健林的思路，万达在当地需要创造一种可以复制、推广的新模式。

从某种程度来说，万达的这种做法与全球领先的盖茨基金会模式不谋而合。在2018年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公开信中，盖茨提到一个观点：对有前景的革新进行试验，收集并分析数据，再由企业与政府广泛落实，对证明有效的部分长期推进。盖茨夫妇公开信中写道：这样看来，我们就像是孵化器，目标是向公共政策输送更高质量的谏言，并引导相关资金用于能够产生最大效应的理念。

不过，盖茨基金会也指出，这个提问核心还包含另一个议题：既然我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认为自己拥有大量财富是不公平的，为何不把资产全都捐给政府呢？答案就是，我们认为基金会永远发挥着独特作用：它能着眼全球，找出最大需求所在，能立足长远来解决问题，并管理政府无法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高风险项目。“如果政府去尝试可能会失败的想法，就是有人没做好本职工作，而如果我们不去试验可能失败的想法，就是我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同样，扶贫的试错在万达的项目中也出现过。

丹寨当地最大的蜡染工场晟世锦绣公司副总裁何博闻，曾经多次参加过万达对于丹寨扶贫的研讨会。他回忆起一些讨论过的项目。比如，起初万达计划在丹寨投资深加工企业：建设30万头规模的土猪扩繁厂、屠宰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并建设万吨规模的硒锌茶叶加工厂等等。

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些产业并不能真正实施。

这是一个波折的论证过程。调研中，万达聘请中国轻工设计研究院担任项目咨询顾问，甚至还聘请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畜牧研究所、中国茶叶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中国肉研中心、安徽农业大学等国内顶尖农业机构专家担任顾问，试图论证当地黑毛猪和硒锌茶加工、硒锌米加工的可能性。

项目组十余次到丹寨实地调研，同时赴北京怀柔、安徽合肥、江西修水、浙江武义等地考察扶贫产业，走访雨润、更香、同庆号、白云间等国内著名农业品牌；并组织招开三次专家论证会，对丹寨扶贫产业项目的可行性进行研讨。在此期间，项目组反复测算，从建设成本、市场现状、经营分析、财务模型等各方面进行论证，汇报用的PPT修改了72版。

结果并不乐观。最初计划的生猪养殖加工项目由于丹寨土地紧张，规模养猪环保压力大、产业风险大等问题，不适合在丹寨开展，决定停止实施；茶叶及米加工项目由于规模小、经济效益差，对扶贫贡献小而终止。

按照王健林的说法：“我们调研了国内的五大养猪企业，都没有挣钱的，基本是一年挣一年赔，那十年下来不就为零了吗？没有利润，怎么扶贫。”于是在经过一番试错的过程后，万达放弃了养猪和种茶的想法。王健林对此的总结是：“拍脑袋的东西能成吗？”

幸运的是论证的结论中，旅游在丹寨具有潜力。万达认为，旅游产业的好处是链条长，受益面广，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强。实际的好处是首先县财政受益，旅游小镇将给丹寨县创造稳定的租金和税收，为丹寨县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

增加本地就业

万达集团的统计是，旅游小镇可直接提供2,000至3,000人稳定就业，未来主要招收丹寨籍员工，有效解决县城就业不足问题。有就业才能吸引人口流入，人口聚集则带来经济繁荣。在万达小镇中的酒店里，一位基层工作人员告诉我：在酒店中的收入每月大约在2,000元左右，这种收入水平让她感到满意。

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旅游人群消费主要是住宿、餐饮和购物。其中购物消费主要是当地特色的各种手工艺品，以人均消费200元计算，100万游客每年将给丹寨带来2亿元的收入，足以给丹寨县的古法造纸、手工鸟笼、银饰、蜡染等特色产业带来繁荣。而旅游业对于住宿和餐饮的需求，将促进丹寨服务业发展。

形成品牌

通过旅游小镇给游客带来的良好体验，将产生丹寨旅游的品牌效应，使丹寨成为贵州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和集散中心，产生会议、展览等更多机会。

考察结束后，万达集团决定出资6亿元捐建旅游小镇，这个消息让山中的小县城沸腾。

万达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400亩土地的征收，接下来的场地平整工作于2016年4月启动，当时正值阴雨连绵的天气，丹寨县克服了恶劣的天气和重重困难，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

万达小镇于2016年5月1日开工建设，在6个月的时间里，万达完成了全部建筑物5万平方米的主体结构封顶、屋面封顶、室外装修、景观铺装建设等工作，“中国速度”再次出现。

建筑只是开始。更繁重的工作是如何招商和后期管理。

尚瑞飞是成都人，40岁左右，他是万达丹寨小镇的管理者。在2016年9月第一次来到丹寨后，尚瑞飞觉得“丹寨的旅游和商业薄弱，这里充满机会。”他认为，大背景是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大有作为。

2016年12月16日，尚瑞飞正式接手丹寨小镇项目。在来这里之前，他探访了丹寨的各个山村，曾经花费3个小时到达偏远的村庄。当他一个人站在村寨中间，有老乡请尚瑞飞吃饭。尚瑞飞谨慎地选择没有去，因为别人告诉他，如果你去了第一家就会有第二家要邀请你，还会拿出自家的好酒好肉。这是尚瑞飞第一次面对丹寨的贫穷。

丹寨政府合作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一个例子是：丹寨没有旅游和商务的沉淀，政府有时候没有理解万达的意图。有一次，万达希望花费1,000万元的旅游奖励基金，用于鼓励小镇的市场影响、招商等活动。丹寨政府本来指望万达来出这笔钱，万达则希望有合力来共同推动。最终尚瑞飞说服了政府，双方共同出资。

挖掘文化背后的商业产品对于旅游行业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尚瑞飞的思考是：手艺人们在经营上如何找到市场需求和平衡点？但又不能让文化过于死板。文化可以把书本上的东西变得更有意思，才会成为商品。

棘手的事情总会发生。招商过程中，一些手工业者没有经营意识，尚瑞飞需要说服这些民间艺人在万达小镇开店。千百年以来，苗族的建筑形态以木质结构为主，这就有防火隐患，苗族不能理解需要花钱购置的消防设施。在选择入住万达丹寨小镇时，万达更希望引进贫困户和手艺人。从门头设计到店面陈列，万达的管理都需要一一指导